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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7 13:18:50【3409754】
叶培建院士谈到,曾经历抗日战争做亡国奴的时代,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吃不饱,国家勒紧裤腰带搞了“两弹一星”,如果当时没有这么吃苦建设这些强大的国防,就不可能有这几十年改革的条件。 宋晓梧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昨日,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就目前的改革形势、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要看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经济社会等方面逐步积累起来的问题,许多已经到了“临界点”,再不解决会引起比较大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 我们现在的收入分配,是倒“丁”字形,上层的一小块,中间很细,下面一大块。这样下去,两极分化会造成社会的断裂。 困难在于收入分配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涉及到社会管理问题,也涉及到既得利益格局的调整。 现在改革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何划分。必须划定政府和市场的界限。 话改革 改革到了“临界点” 新京报:温家宝总理年初重提了小平南巡讲话“不改革死路一条”,《人民日报》也发了评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也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现在我们的改革面临什么形势? 宋晓梧: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等各方面,应该说问题都比较突出了。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各个方面活力确实因为市场化的改革调动起来了,国有企业也搞活了。这些年经济上取得的成绩世界瞩目。 但发展有阶段性,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有些问题考虑得并不是非常全面。要看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经济社会等方面逐步积累起来的问题,许多已经到了“临界点”,再不解决会引起比较大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 新京报:你强调临界点,到了什么样的临界点? 宋晓梧:正像温家宝总理这次重提邓小平的讲话“不改革就死路一条”。 新京报:哪些地方到了临界点? 宋晓梧:一是经济结构严重扭曲。比如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内需外需的比例失调、产能严重过剩,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劳动力成本压得过低。 社会方面的问题更突出,像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劳资矛盾尖锐等。按社科院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与世界上人均GDP大致相同的国家相比,我们的社会结构比经济结构滞后15年。这是社会问题多发的主要原因。 现在收入分配是倒“丁”字形 新京报:有人觉得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形势一片大好。 宋晓梧:确实,有些学者和官员,认为经济发展这么快,形势很好。对比欧美现在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更是认为我们一枝独秀。照原样坚持干下去,过15年、20年,GDP总量世界第一了,经济、社会问题自然会解决。这种观点仍然是“唯GDP”论。好像人均GDP发展到了1万多美元,经济、社会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这是本末倒置。如果我们不解决当前的经济结构扭曲、不解决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我们的经济就很难再有比较平稳的增长,而且将来社会可能出现大问题。 新京报:你刚才讲了经济结构扭曲,会带来什么问题? 宋晓梧:南美各国的经验教训很多,可能导致发展停顿、中断,社会矛盾剧烈爆发。我们的收入分配差距,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跟我们差不多的中等收入国家。如果再继续扩大,很危险。收入差距问题,已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新京报:收入分配直接影响普通人对经济发展的感受。 宋晓梧:现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在国内,一部分有钱的人,可以买30、50套房在那里等着涨价,普通老百姓连一套都买不起。我们现在的收入分配,是倒“丁”字形,上层的一小块,中间很细,下面一大块。这样下去,两极分化会造成社会的断裂。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共同富裕。如果分配差距过大长期得不到解决,会严重损害社会的凝聚力。 新京报:收入分配改革,现在似乎推动的阻力很大,阻力、困难到底在什么地方? 宋晓梧:困难在于收入分配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涉及到社会管理,也涉及到既得利益格局的调整。比如行政性垄断行业,享受行政垄断的优势。我们的行业差距过大,但有的根本不承认有行政性垄断行业,调整起来都很难。 三公公开关键在社会监督 新京报:关键是打破既得利益格局不容易。 宋晓梧:要调整既得利益格局,比较困难。这种调整,和刚开始改革开放不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刚开始改革开放是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使大多数人得益。现在要调整利益格局,收入高的那部分可能有点损失。国家财力大大提高了,“提低”有了本钱,但“限高”很难。如果“提低”的速度赶不上高收入者的增长速度,收入差距还会扩大。 新京报:具体该怎么做? 宋晓梧:关键要下决心。比如,行政性垄断行业收入过高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务院会议上就说要解决,至今举步维艰。 新京报:有些试点已经启动,但推进比较缓慢,比如官员的财产申报。 宋晓梧:用不着试点。就是下不下决心,从上到下。 新京报:你支持官员财产公开吗? 宋晓梧:我当然可以,我有多少房产,多少财产,老婆孩子干什么的,都可以。 新京报:从去年,中央开始公布部委“三公”数据,有人反映看不懂,太笼统。 宋晓梧:这算是很大的进步。一些数据我也看不懂,不知道为什么有的部门花的钱那么少,有的部门花得那么多。我也没有条件去核实这些数据。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没有社会监督,只靠部委自己公布还不够。 中央应协调各地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新京报:现在有说法,月收入7500元都没有安全感。 宋晓梧:改革初期人均200多美元,现在4600多美元,眼看奔5000多美元了。但好像社会不稳定的情况还增加了,怨气多了,不安全感多了。 新京报:普通人的安全感怎么增加? 宋晓梧: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能够走回头路,再搞铁饭碗,大锅饭。社会保障应该更加完善。近年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有很大进展,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基本全覆盖了。 但社会保障体系也存在问题,如社保的“逆向转移”。二次分配,应该弥补一次分配的差距,这是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但现在我们的二次分配在一些方面甚至扩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成了“逆向转移”。 新京报:你去年的提案要求解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双轨制问题。 宋晓梧:这个问题提了多少年,还是解决不了。社会保障是中央定原则、框架,地方定具体的标准、实施细则。这样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有钱提高当地的保障、福利水平。结果收入分配的区域差距随着二次分配逆向转移,差距更加扩大。当然,中央对欠发达地区有转移支付,还有扶贫项目,那是缩小一次分配差距的。我很担心二次分配扩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 新京报:社会保障的区域差别也很大。 宋晓梧:对,过去是地方定标准、地方定实施细则,应该改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要适当、适时提到中央,由中央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同时要建立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机制,保证全体国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京报:你意思是这些标准都由中央层面定? 宋晓梧:应当由中央协调各地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新京报: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你怎么看? 宋晓梧:现在改革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何划分。必须划定政府和市场的界限。 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征收交通拥堵费只能是“不得不出”,而不应该是“主动去出”。 CFP供图缓解交通拥堵的“最后一张牌”如何打出?全国两会期间,一些委员提案建议“征收拥堵费”,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深圳交警有关负责人近日也表示,公共交通网络完善后将在中心城区收取拥堵费,引发公众热议。缴了养路费该不该再收交通拥堵费?开征拥堵费能缓解交通拥堵吗?……围绕一系列相关疑问,代表委员激烈争论,深入剖析。拥堵费,该不该征收?【焦点】面对城市拥堵问题,近年来不断传出征收拥堵费的声音。对此,专家学者众说纷纭,管理部门不置可否,市民深表忧虑。【观点一】收拥堵费缺乏合法依据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委员:目前针对私家车的收费已有购置税、燃油税、车船税、过路费、过桥费、停车费等多项,而且不少税费包含了城市基建、交通管理等费用,再征收拥堵费缺乏合理合法的依据。收费很简单,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太大,不少市民要骂人的。【观点二】征收有助缓解交通拥堵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代表:收取交通拥堵费是一种行政干预手段,长期来看,对于缓解交通拥堵应是有效的。此外,汽车尾气是造成PM2.5的最大元凶,收取拥堵费对减少汽车出行数量有促进作用。从这两个角度看,我赞成收交通拥堵费。【观点三】要搞清楚造成拥堵的主因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院长陈仲强委员:需要首先搞清楚造成拥堵的主因是什么?是规划、建设问题还是管理问题。如果管理部门总是用收费来解决问题,不仅加重群众负担,也是一种缺乏智慧和能力的“懒政行为”。【记者点评】收费只能抑制部分刚性需求,难以解决整个系统的问题。征收拥堵费之所以备受质疑,除了缺乏法律依据和民意基础,更因为没有什么管理智慧可言。收了费,就能缓解拥堵?【焦点】提出征收城市拥堵费者,主要理由是能够大大缓解交通拥堵。事实上有这么简单吗?【观点一】征收拥堵费可能导致不公南京大学教授高抒委员:征收拥堵费可能导致不公。有钱人对收费并不敏感,开征拥堵费势必导致豪华车大行其道,影响社会公平。对于大量公务车来说,不管拥堵费多高,最后为其埋单的依然是公共财政。这样看来,收费真正限制的可能只是部分普通车主。【观点二】最紧迫任务是做好道路规划全国政协委员宋林飞:当前,解决拥堵最紧迫的任务是进一步做好道路规划、公共交通等方面的基础性工作,而非加征拥堵费。征收“交通拥堵费”是治堵的最后一招,不宜草率使用。【记者点评】从伦敦等城市的实践看,征收拥堵费会陷入一个怪圈:限行或收费—短暂缓解—需求猛增—供给不足—更多限行或收费。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收费不宜简单“与国际接轨”,解决拥堵问题要靠“综合治理”。如果收,该具备什么条件?【焦点】对于京沪等大都市而言,或许拥堵费迟早“不得不收”。如果征收拥堵费,一些关键环节不容忽视:在什么前提下征收?在多大范围内收?【观点一】在基建和管理升级上下工夫同济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杨晓光:当前国内征收拥堵费并非“最后的选择”,时机还远未成熟。不要光看到伦敦、新加坡、纽约等国外一些大城市收,那是因为人家的公共交通设施极为发达,加之老城街道狭窄,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挖潜的空间已相当有限,才决定收拥堵费。反观国内不少大城市,基本交通网络尚不完善,交通管理、道路规划等方面都大有潜力可挖。为什么不在基础建设、管理升级上下工夫,反而老想着在收费上学国外城市?【观点二】征收过程让公众有据可查全国人大代表王生:如果征收拥堵费,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是大面积收取,还是在少数极端拥堵区域收取;是全天收取,还是分时段在拥堵高峰收取。行政管理部门不能搞“一言堂”,应该举行听证。征收全过程应该公开透明,让公众有据可查。同时不能“一收了之”,必须“专款专用”,用于缓解本地交通拥堵。【记者点评】征收交通拥堵费,是缓解交通拥堵的“最后一张牌”,只能是“不得不出”,而不应该是“主动去出”。(文/新华社记者凌军辉、李志勇、陆文军) 本报讯(记者胡笑红)上周末,在贵州茅台酒厂举行的“茅台成龙酒”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及茅台方面对“三公消费禁喝茅台”提案的看法时,茅台高管刘自力反应激烈,他反问记者:三公消费禁止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在这场发布会上,当有记者提出关于“三公消费禁喝茅台”提案的问题后,尽管主持人打断了记者的提问,称只能提与发布会相关的问题,但贵州茅台董事长袁仁国还是做了简短回应:“茅台和公款消费无必然联系,茅台是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品牌,茅台是中国的骄傲。”不过,去年10月提出辞职、后经董事会批准并暂时代行茅台股份公司总经理职责的刘自力则反问记者:“三公消费禁止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你回答,你不能只点头,你也得回答啊!”“我们省委书记也说过了,如果三公消费不喝茅台,那么你去喝拉菲吗?”此前有消息称,出厂价每瓶619元、北京零售价最高超过2000元的53度飞天茅台,每瓶平均成本只有40元。当有记者问及茅台的成本时,刘自力又反问道:“我想问你,一瓶拉菲的成本是多少,你们算过这个账吗……为什么只算茅台呢?”对于贵州茅台销售毛利率过高,刘自力表示:“我也不说(毛利率过高) 澳门三星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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